中医药器物是中医药物质文化传承的优秀代表。从针灸针到拔火罐，从药杵臼到艾灸盒，器物无声，却有其灵气与意义，一当时空变换，也能书写出一段段传奇。在民族危亡的烽火岁月中，中医药器物以独特之姿书写了自己的抗战篇章。它们或为救死扶伤的实用工具，或承载着传承千年的医道智慧，在战火纷飞中成为守护生命的“救国良器”，镌刻着中医药人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的赤子丹心，见证了中医药在抗战中的非凡力量与民族担当。
烽火淬炼的“生命堡垒”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交通严重受阻，物资极度匮乏，西医药品面临十分紧缺的困境。传统的中医药器物，如制药工具、存储容器等，在极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维系了中药的生产与供给链，支撑着后方医疗和前线补给，建筑起抗战医疗卫生体系的“生命堡垒”。
一方面，制药工具是手工炮制的“生命线”。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重重的军事封锁，加之我国当时西药生产能力薄弱，存在技术短板，造成了西医资源不足，药品供需关系失衡的情况。但中国多样的地形与气候孕育了超万种药用植物，在战争艰苦的条件下，中医充分利用丰富的中药资源，通过手工炮制等技术，自采自制出千千万万包中草药材，为军民医治伤病、缓解病痛。药碾作为中医碾药用的必备工具，凭借其便携性、耐用性和多功能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文物陈列中，珍藏着一件意义非凡的“红色”药碾。这只表面斑驳的药碾，曾为苏区时期中央红色医院使用，拯救了很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保障了苏区军民的健康，见证了苏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与壮大。当时的医务人员以朱坊河畔的野生人参、当归等天然药材为原料，借助此碾研磨成药粉或煎制药剂，曾成功救治了王稼祥、蔡树藩等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此碾后来由当地民众保存，于1954年移交国家，如今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另一方面，存储容器是土法保存的“保险箱”。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解放区没有固定的军队后方，经常处于反“扫荡”的战斗状态，因此固定的药材仓库难以存在。为了确保药材免遭损坏，人们将药材分散在山洞、地窖等地方掩藏起来，等到部队重返原区域后，再取出使用。中医药传统存储器具，凭借天然材质与精妙构造，成为守护药材的移动保险箱。以陶瓷罐为例，这类容器拥有良好的密封性和化学稳定性，能有效隔绝空气、水分和虫害，适合储存干燥药材和丸散膏丹。在重庆江津地区，百姓将中草药制成雷击散、藿香正气丸等药丸装入抗日手雷式药罐中，罐身还刻有“抗日救国”字样。仅1938~1944年间，江津中草药专家李贡修代表江津百姓通过此类容器累计捐献药丸350余箱，每箱5000小包，支援前线将士。
战地救治的“无声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现代医疗设备因运输阻断、战火损毁而缺位时，中医药器物凭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特性，构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创伤处理体系，成为西医急救的重要补充。在山地地区，利用丰富的竹木资源，将竹子削成镊子、探针，制成夹板，配合捣烂的草药，实现清创、固定和消肿止痛等效果，竹筒也可作为简易的药罐，用于保存和运输草药；在平原地区，铁制农具如碾槽、锄头等被改造成粉碎药材的工具，锄头与镰刀等临时充当采药工具，原本的粮食容器也可用于存储加工后的草药；在水网地带，将水网地带盛产的藤条等编织为透气药篓，用于存放新鲜水生药材；在城市中，将煤炉、瓷碗、缝纫机针等生活用品改造成煅烧、研磨药材和实施针灸的医疗工具。从山区到平原，从水网到城市，在没有现代医疗设备的条件下，通过利用传统器具与自然资源，创造了适应不同战场环境的创伤救治方案，充分展现了对地域资源的深刻理解与传统智慧的灵活运用。
中医药器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发挥作用，是特殊时期传统医学与现代战争需求结合的独特历史现象，中医药器物不仅凭借自身独特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与西方医学器具因地制宜结合，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伤员的生存率，还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这种结合并非简单拼凑，而是基于实战需求的创造性融合，既保留了传统医学的智慧，又吸纳了现代医疗的优势。比如，传统中医药在创伤止血、调理康复方面疗效显著，但缺乏高效消毒、抗菌手段；西医器具在清创、注射等领域优势突出，却受限于药品供应。中西医结合在处理创伤时则可以实现最高救治效率。例如，用中药粉止血后，以西医纱布包扎防感染；以针灸镇痛替代部分麻醉剂，减少西药消耗；遇到骨折伤员经中医正骨后，用西式石膏绷带固定。中西医在处理创伤时还可以进行分级处理，连营一线先由卫生员用云南白药、针灸止血，用柳枝夹板固定骨折；团救护所进行清创和中药冲洗；后方医院进行西医手术，术后辅以四物汤调理气血，加速康复。
隐蔽战线的“秘密信使”
中医药器物不仅在医疗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隐蔽战线中起到了情报传递和战略掩护的关键作用。中医药器物的外观和功能常被用来掩盖真实用途，成为传递机密信息的天然伪装。通过器物改造、药材编码以及身份和场景的转化，中医药器物为情报传递和战略掩护提供了重要支持，展现了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独特价值和重要贡献。中医药器物之所以成为隐蔽战线的“信使”，正是利用了其专业领域的壁垒性，外行人对中医药器物的认知停留在装药工具等的表层功能，存在信息盲区，难以察觉其中的机关奥秘，使得很多器具能够被改造为天然的保密“信使”。
药箱作为中医最典型的便携器具，其多层结构和模块化设计为情报藏匿提供了天然条件。八路军在华北地区通过定制双层底的中医药箱，上层放置常规药材，下层暗格隐藏枪支零件、药品或文件。1940年，晋察冀军区某交通员通过此类药箱向平西根据地运送了急需的奎宁和密码本。除此之外，还可以将中药材的名称、特性、剂量赋予情报学的意义，在药方中将其组合来传递复杂的情报信息。北平地下党以“同仁堂”分号作掩护，就曾通过药方暗语传递情报。比如，药方中“茯苓三钱”可能代表“三天后行动”，“朱砂一两”暗示“危险需撤离”等。由于中医师的职业特殊性需要经常外出问诊、出诊、药材采购等，因此便于在敌占区自由活动，并且医生救死扶伤的社会形象不易引起敌人怀疑，成为地下工作者的理想掩护。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地下工作者以“行医”为名，通过针灸包、药材运输路线传递情报。部分情报员伪装成游方郎中，利用职业流动性进行联络。
文化传承的“精神图腾”
中医药器物的工具属性是其最基础的实用功能，贯穿于诊疗、制药、贮藏、计量等医疗实践全流程。然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医药器物超越了其工具属性，成为传统医学智慧与民族抗争精神的融合象征，不仅是医疗载体，更成为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的活化石。
通过药碾等粉碎药材，炒锅等炮制药材，通过脉枕等器具获取病理信息，通过针灸、火罐等治疗病人，中医药在战地医疗中展现了传统医学的有效性，维系了文化自信。在伪满统治时期, 日本侵略者对中医采取排斥、打压，任其自消自灭，试图瓦解中国文化根基，消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医药器物并未在废墟间喑哑失声，而是成为了抵抗文化侵略的无声武器。那些看似古朴的中医针灸铜人、百子柜与煎药陶器，在战地帐篷里迸发出惊世光芒——它们不仅是杏林匠心的物质载体，更在民族存亡之际化身为“流动的国医”，用草木金石谱写着东方文明的抵抗史诗。在硝烟与热血交织的抗战岁月里，中医药器物以其独特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核，完成了从医家器具到民族文化武器的涅槃重生。
每一种记忆都需要一种载体来支撑。中医药器物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活着的民族记忆，它们用最本真的物质形态展现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抗争信念。红色药碾上刻满上千名百姓的姓名，彰显全民抗战的集体意志；戥秤上0.01两的精准刻度，象征着对国土主权的寸土必争；废旧兵器熔铸为铜制药具，实现了从杀戮工具到救生利器的转化。中医药器物成为承载民族精神、凝聚抗战力量的重要载体。
烽火岁月中的“救国良器”，而今更以创新姿态赓续红色基因，成为串联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那些历经战火的制药工具、铭刻誓言的存储器具、留有弹痕的诊疗装备，早已突破博物馆展柜的静态存在，通过数字化保护、文创开发等创新转化，以崭新形态镌刻红色记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持续释放着跨越时空的红色魅力。（本文转自中国中医药网/刘亚品 毛勤桦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